见夏日报75: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赛先生才算是好汉 发布于2019-01-09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 《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

见夏日报74: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奇迹 发布于2019-01-09

大约2003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首版时间约为2008年 经济学准备

见夏日报73:除此类罕见情况外,中国人还是相当通融的(清·康熙年间1712年崇明岛) 发布于2018-11-08

崇明岛,是由长江冲下的泥沙渐渐淤积成的。因此,除崇明这一名称外,人们通常还叫它“江舌”(Kiang-che),意即长江之舌。该岛开始被人居住时的情况是并不十分体面的。这里早先是蛮荒之地,到处芦苇丛生;人们把从帝国清除的强盗恶棍流放于此。

所有学子均渴望考取秀才,尽管如愿者寥寥。支撑他们长期理头学业的与其说是使白已变得精明能干的愿望,倒不如说是野心。秀才头衔不仅可使他们免受官员惩罚,还可使其获得被后者接见的特惠,在后者面前就座并与后者一起进餐。这些荣耀在中国是很被看重而且不会给任何普通百姓的。看到只需一位官员便可轻而易举地统治他们真令人惊讶。他只要把命令写在四方形的纸上,盖上印章,差人贴在城乡十字路口,百姓马上唯命是从。去年,他下令疏浚岛内所有沟渠,这遭命令在不到十五天时间里就被执行了。如此迅速的服从是因为官员管理百姓的方式令人敬畏。他每次公开露面都『排场』非凡,衣着华丽,神情庄重严粛。他端坐在四人抬的敞开的镀金的轿子里,前有衣帽式样奇特的衙役开道。后者列队沿街道两侧前进:其中有的人算着丝绸阳伞走在官员前面,另一些人不时敲锣,走一段路就要高声通知百姓肃立在官员通过的道旁,还有一些人举着鞭子、施着棍子或是拿着铁链。所有这些器具发出的撞击声使生性胆接的百姓不寒而票,他们知道若违反官员命令是难逃惩罚的。

尽管这些岛民被认为比大陆居民粗野,但我觉得他们待人接物亲切殷動、彬彬有礼,比我在其他地方认识的中国入毫不逊色。他们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都保持着适合自身地位的礼仪,而且无论当他们一起走路或是互致敬意再或是相互奔访时均是如此。人们从他们交谈时使用的充满尊重和礼貌的词语中便可得出这一判断。例如,如有人做了什么使他们高兴的事,他们就会说“费心”(fi-sin)。如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他们则说“谢不尽”(sie po tsin)。哪怕稍稍打断了他人工作,他们就说“烦劳”(fan lao),“得罪”(te tsoui)。当别人首先向其表示殷勤客气时,他们连声道:“不敢,不敢,不敢”(po can)。如稍稍夸他们几句,他们则说“岂敢”(ki can)。在陪送一位他们刚招待过的客入时,他们就说“有慢'(yeou man)、“怠慢”(tai nan)。诸如此类的词语他们总控在嘴边,而且说得情真意切。但我不敢担保他们内心是否也如此到位。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未见过比中国人更好奇的民族了:他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听。此外,若不去惹他们,他们是温和平静的;但若被冒犯,他们就极端激烈而且爱记仇。这里有个例子:就在三年前,岛民们发现官员把皇帝在灾荒年间运来下发给农村各个家庭的大部分米中饱私囊。他们向上级衙门控告了他,而且证明在收到的四百车米中他仅发给百姓九十车。这名官员立即被革职。当他离城准备登舟下海时,他惊讶地发现沿途不仅没有按例应设的香案,也设有任何人替他脱靴并帮他穿上新靴(中泽注:清朝时当地为原任地方官送行时的礼仪,意为祝贺该员易地为官、步步高升)。然而不计其数的百姓却围住了他,这些人赶来绝不是给他荣耀,而是为差辱他,通责他的贪婪。有人嘲讽地“让他留在本地,等吃完了皇布委托他赈济百性的米后再走”;另一些人把他拖出轿子并砸烂了轿子。许多人向他扑去,撕毁其衣服和绸伞。大家一直把他追到船边,不停地辱诅咒。除此类罕见情况外,中国人还是相当通融的,而且很敬重对他们拥有权力的人。他们通常喜欢听赞扬话,尤以初通文是者为甚;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喜欢钱,必须谨慎考虑后才能把钱托付他们,而且即使如此也会常常上当。[《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第2卷(共6卷)P82, 1724]

见夏日报72:前人著作里的思想之所以会引起你的注意,是由于它跟你自已早已成的现点产生了共鸣 发布于2018-10-18

读者之所以去引证经典者作,是因为他自己头一脑中已有了一些想法,并发现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正是他已有的想法。一个思想[被其他读者所未知]引起了你的注意,就是由于它跟你自已形成的现点产生了共鸣。常有人认为,引证早期的文献必定意味着所引述的思想或发现是当读到它时才第一次呈現在人们的头脑之中的。然而事实常常表明,人们之所以注意到早期的观点,原因在于它跟读者已经形成的自已的想法相吻合。这里我们发现了似乎是不能的事情:一种死人与活人之同的对话。但这跟当代科学家之间的对话没有更多的不同之处,在这里,当人们发现他人对曾经是无入问津的观点,甚至曾是被怀疑的观点表现赞同时,彼此都欣喜愉税。当一个思想被他人不管是以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形式独立地反映出来的时候,这一思想便具有了新的效用。阅读的一个优越性就在于使人们知道,著作或文章与一个人自己原有的相同的观念之同的沟通并非是无意的。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引文自《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949 Robert_K._Merton]

见夏日报71:(俄罗斯)2004年采取的任命州长的决定 发布于2018-09-07

各地区的居民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领悟到,当他们选举州长的时候,一定要分清谁是常常跑莫斯科、能够将地方问题喊得比所有人都更加响亮的人,判断出自已的日常生活、儿童的教育质量、父母的医疗、城市的供暧、垃圾的清理等等都取决于谁。这种领悟只能来自经验。。。2004年采取的任命州长的决定,重新将当前地区问题的责任转移给了莫斯科,使得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精英们可以诿过于中央,辩解说他们对于解决地方问题什么事也做不成。。。。试图以莫斯科任命的傀儡取代他们,有时候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共和国国家机关毫无权力。实际上采取决定的过程绕过了他们,真正有权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的代表人物,他们轻易地便能将所发生的问题的责任推诿给支持傀儡政府的莫斯科。由联邦中央任命白治共和国总统实际上是将强有力的王牌交到了民族主义者手中,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莫斯科并未将自治区域的居民视作享有全权的公民,而是俯首帖耳的臣民。再也想不出能提供给分离主义者更好的礼物了。

2000年代初俄罗斯有着相对独立的报刊。它们绝非总是遵循崇高道德和社会利益的支配,倒往往成为募头集团之间新闻战的工具。但是由于集团的数目不止一个,社会公众便有机会从众多的来源获得信息,对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独立地作出结论。当越来越多的报刊直接或间接处于国家政权机关的严厉监管之下时,又一种社会监督手段被封死了。数年之前俄罗斯曾有一些诸如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之类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家组织。它们的呼声在制定关键性经济决定的过程中能够被听到和考虑。这对国家大有裨益,因为企业界客观上对提高俄罗斯的投资吸引力感兴趣。这会增强公司的资本化,扩展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俄罗斯大企业为改善立法质量和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少贡献。自2003年开始,俄罗斯实业家和企业家联盟日渐变成了徒供装点门面的机构。[后记]

《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E.T.盖达尔,前俄罗斯代总理(1992年6月至1992年12月14日),首版时间约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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